丹麦商务部长莫滕·博兹科夫近日在接受采访时的一番表态,在欧洲舆论场中激起了不小的震动。他语气直白甚至带着某种不容回避的锋利:宣礼声不应该在丹麦的屋顶上回荡。当你走在丹麦的土地上时,你不应该产生一种身处伊斯兰堡郊区的错觉,这里是丹麦。这句话一出,立刻将宗教、文化与国家认同的敏感神经同时拨动。
围绕这一表态,丹麦政府也正式宣布,将重新启动一项全国范围内针对禁止伊斯兰教宣礼的调查。宣礼指的是每日五次由清真寺宣礼塔通过扩音设备播放的礼拜召唤声。事实上,在丹麦部分地区,这类声音早已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例如在首都哥本哈根,由于严格的城市噪音管理规定,一些清真寺的户外扩音设备已经被关闭,而哥本哈根大清真寺也曾依据当地协议,自愿取消户外宣礼的形式。但如今不同的是,丹麦政府的目标显然不再停留于地方性管理,而是试图将其上升为全国统一的法律规范。
其一,是对国家文化被潜移默化改变的深层焦虑。博兹科夫甚至将问题上升到国家性格的高度,认为在一个世俗社会中,宗教活动如果过度占据公共空间,就可能改变社会原有的文化基调。他所担忧的所谓潜移默化的伊斯兰化,正在逐渐成为丹麦社会舆论中一个不断扩大的敏感议题,这种情绪虽不总是显性爆发,却持续累积着不安感。
其二,是整个欧洲右翼政治浪潮回潮的大背景。在这一趋势下,各国普遍开始重新审视移民政策与多元文化路径。丹麦本身已经走在欧洲前列,长期实施相对严格甚至被称为欧洲最严的移民政策,例如所谓贫民窟法,赋予政府对移民高比例居住区域进行重组与强制融合的权力;对于寻求庇护者,也曾出现要求其上交贵重物品以抵扣安置成本的争议措施。在这一政策逻辑延续下,此次重新审查全国宣礼禁令,也更像是既有路线的延伸:通过法律边界的重新划定,防止社会结构进一步分裂与对立。
其三,则是现实政治中的选举与支持率考量。弗雷德里克森政府在巩固国内选民基础时,持续需要在移民与文化议题上展示强硬姿态。事实上,这并不是丹麦第一次触及宣礼禁令这一议题:早在2020年以及2025年,相关立法尝试就曾被提出,但最终都因与法律争议未能落地。如今随着弗雷德里克森开启第三个首相任期,这一议题再次被重新提起,本质上仍延续的是一种以文化立场回应社会焦虑的政治策略。
从更宏观的尺度看,截至2025年,欧洲总人口约4600万,占欧洲总人口约6%,在欧盟范围内约2600万,占比约5%。但更值得关注的是长期趋势:由于过去几十年相对宽松的移民政策,以及部分群体较高的生育率,欧洲人口比例在未来仍可能持续上升。有研究预测,到2050年,瑞典人口占比可能达到31.6%,奥地利、德国、比利时、法国等国也可能接近或突破18%,丹麦则预计约为16%,同样处于上升曲线之中。
英国信托基金会的统计进一步显示,仅2025年第三季度,全国23个地区的25座清线起袭击事件,从汽油弹攻击到建筑破坏,再到直接暴力冲突,覆盖格拉斯哥、曼彻斯特、利物浦与伦敦等多个城市。苏格兰地区的情况同样严峻,群体在宗教仇恨犯罪中占比接近三分之一的受害者。 回到丹麦本身。正因为长期采取相对强硬的移民与社会融合政策,其国内人口规模相对有限,社会矛盾也没有英国那样尖锐。但即便如此,此次推动全国性宣礼禁令,仍注定不会是一条平坦之路。 事实上,丹麦部分地区已经通过噪音管理条例对宣礼进行限制,哥本哈根一些清真寺甚至主动放弃户外宣礼。然而,将地方实践上升为全国法律,意味着必须跨越更复杂的制度与社会阻力。 第一个阻碍来自法律层面。丹麦宪法对宗教自由与公众礼拜权利有明确保障,如何在不触及宗教自由底线的情况下实现限制目标,成为无法回避的核心难题。法律界普遍认为,这一议题极易引发宪法层面的争议,而此前贫民窟法所引发的法律风波已经提供了前车之鉴。 第二个阻碍则来自国内群体的反应。在政府宣布启动调查后,部分组织已公开表达抗议,甚至有人表示若禁令落地将考虑离开丹麦。同时,一些宗教团体也明确表示,一旦相关法案进入立法程序,将通过法律途径发起挑战。 目前,相关审查工作已经启动,但这一禁令最终能否穿越宪法框架的限制仍充满不确定性,它是否会引发更大规模的社会抗议,也同样悬而未决。 可以肯定的是,这一事件并不仅仅关乎丹麦本国政策选择,它更像是欧洲右翼政治浪潮再度抬头的一个缩影。而丹麦此番强硬试探,是否会在未来被其他欧洲国家效仿,仍值得持续观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